据新华社报道，截至今年5月底，全国检察机关已发现违法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188件，已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8人。

通过保外就医等手段，一些原本应在监狱接受惩罚的犯人，在监狱外过着堪比自由人的逍遥生活，类似故事在现实中并不鲜见。可以发现，这些成功“越狱”的故事主角，被判刑前往往都是权钱阶层。

这也是18名副厅级以上罪犯被收监，极为刺激眼球的原因所在，他们在位时的贪腐，触发民众的公平焦虑；就连落马进了监狱，都不能“泯然众人矣”，还可以继续耍特权，让人情何以堪？

所以，监狱高墙内的腐败，某种程度上说，是在“最后一公里”弱化了反腐的成效。尤其是对那些“大老虎”而言，能查明他们的腐败并依法追究已属不易，但他们竟能轻松“越狱”，前期诸般反腐努力岂不功亏一篑？当然，值得欣慰的是，对类似“越狱”现象，从制度到行动都已开始诉诸亡羊补牢的努力。

今年2月，中央政法委公布了《关于严格规范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》，剑指高墙内的腐败；而如今对职务犯罪、金融犯罪、涉黑犯罪等“三类罪犯”刑罚变更执行情况重点监督，也是找准了“目标人群”，18名原高官被收监即为专项检察活动的一大成效。

但对任何贪腐行为，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，才能治标治本。从简短的新闻中，我们看到对18名副厅级以上人员收监的理由是，“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”。从这简短的信息中，其实很难推断此前的监外执行，到底是不是违法，背后有没有腐败。只是从常理来看，类似“越狱”现象，往往都少不了徇私舞弊、权钱交易等。

还记得去年两会期间，有人大代表就痛斥某地原副市长林某因受贿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，但在审理期间就花了不到10万元办好“保外就医”，一天牢没坐。这种还没进高墙即已成功“越狱”的，或许是个极端案例，但也揭示了“越狱”是否能成功的关键——“提钱出狱”。

最高检之所以将职务犯罪、金融犯罪、涉黑犯罪列为重点监督对象，自然也是这三类罪犯普遍经济条件好、社会关系多，“越狱”成功的可能性更大。但正如行贿受贿案件，不能单单立足于查有条件行贿者一样，要遏制通过监外执行等达成“越狱”的现象，除了瞄准三类罪犯外，重点打击高墙中的“内鬼”无疑更加重要。

在集中检察下，18名原高官监外执行条件突然就“消失”了，如果没有这次检察呢，如果这次检察的风头过去了呢？只有让那些为罪犯开“后门”者得到惩处，只有让高墙内的一切更加透明，才可能真正堵上监狱里的“特权通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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